張穎恒：偽善與日常

【文：張穎恒 (《Platform》文化評論誌編輯)】

少女捲入黑幫紛爭被強行擄走。無法眼看自己的勾當讓他人受罪，主角洛克一行人清剿黑幫據點。一場強弱懸殊的殺戮過後，他率先找到匿藏的少女。

那是個幽暗而狹長的更衣房，刺眼的燈光只散落在房間中央的兩人。少女的上衣鬆開，脫去胸罩，下身也只剩下內褲，只得夾著雙腿，裹身洛克給她西裝大衣內。聽到房外的騷動告終，岡島鬆一口氣，倚著身後的儲物櫃坐下，掏出香煙。

在他眼前的少女沒有慶幸獲救，也沒有經歷劫難的驚恐與悲慟，一如以往那冷徹的哲學腔調開始問起：

「你為什麼要救我？」

以上情節出自動畫《Black Lagoon》的東京篇(2006年)

全身俯卧海灘，小小的臉孔栽上拍打的波浪，如此潔白無垢的生命已經匆匆消逝，確實讓無數看見新聞照片的讀者心酸。這幀新聞照片，煽動世人憐憫及對歐洲國家收容難民不力的義憤同時，落入某些評論者的眼中，勾起的是新聞照片的反思。那就是蘇珊‧桑塔格（Susan Sontag）《旁觀他人之痛苦》提出的批評：一般人在訊息泛濫的社會裡，抱著猶如性窺淫癖渴求悲慟、忿慨的新聞畫面，去感受遠方的災難，卻忘記了追問畫面以外更多真實發生的事情，這些新聞照片的客觀效果到頭來只是默默讓自己磨平同情心。

日本有一齣叫《Black Lagoon》的動畫，講述主角洛克本來是東京的普通上班族，公海運送公司違法文件途中被傭兵船隊Black Lagoon綁架，期間受到公司背棄打算連同傭兵一併殺死，令他驀然放棄普通人的生活加入綁架他的Black Lagoon。連他計算在內Black Lagoon只有四人，主要接受不同黑幫勢力的委託任務（如運輸、偷竊違法貨品等），隨著故事發展，為人正直、富有愛心的洛克在戰鬥期間無法迴避傷害他人的決定而陷入懊惱，不斷被因幼年飽受暴力而冷酷嗜血、只信任金錢及暴力的女主角質疑，在（偽）善與惡之間掙扎徘徊。

故事後期進入東京篇，洛克接受俄羅斯黑幫委託擔任翻譯，終於回到家鄉城市，命運的安排下多次偶遇一位名叫雪緒的高中優異生發展友誼，殊不知她正是將俄羅斯黑幫請來日本的黑道頭目的女兒。雪緒只是愛讀歐洲哲學的文藝女生，不喜歡、也從不干涉黑幫事務，直到父親的死亡、俄羅斯黑幫的背叛，目睹黑幫成員為了不讓她遠離黑道而相繼犧牲，最終接受繼承黑幫的命運，卻旋即被幫內派系背叛擄走。

相比永遠無法開口的敘利亞兒童，疑似被強暴的那晚她獲得營救，但接下來近十分鐘的動畫對話，卻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質疑對繼承毫不知情的他為什麼要救她，甚至以存在主義哲學語言質疑他根本沒有在善與惡、日常與非日常選擇，一直欺瞞自我。

日本普及文化中善惡的想像力

早在《Black Lagoon》以前，近20年日本普及文化作品從來不乏善惡，又或者是競爭下互相傷害的主題。文化評論家宇野常寬在《零零年代的想像力》指出，日本社會90年代最明顯的轉變就是「隱蔽性」（引きこもり）的出現，脫離高速流動的社會，不想作任何決定，不與外界接觸。這個詞語形容人，就是家裡蹲、尼特族的意思。動漫裡最能代表這種形象的，就是《新世紀福音戰士》主角碇真嗣，碇真嗣一如其他外幻機械動畫一樣，從父親手上獲取得機械人，如同一夜成長獲得父性權力，負起戰鬥責任，但不同的是，他往往在艱難的決擇下，害怕作出不免傷害他人的決定，無法認同父親而多次逃避駕駛機械人，世界最終走向末日。

他認為過往評論家一直沉溺這種以世界系動畫為代表的「隱蔽社會」的想像力，但事實上零零年代初早已出現另一種新的想像力─「決斷主義」，代表的作品就是生存遊戲式的動漫、日劇及電影。

香港觀眾熟悉的日本普及文化作品中，能夠體現這轉變的，最早要數《大逃殺》電影。國家崩壞的社會裡，一群中學生學校旅行途中被集體昏迷，醒來時已經身處無人孤島，被逼參與跟同班同學互相殘殺成為唯一生還者的遊戲。類似的作品還有《Liar Game》、《欺詐獵人》等，故事內容是善惡概念相對分明的世界裡，主角被逼參與競爭，雙手不得不沾染罪惡。這些故事的特點是，抱著徒具表面上道德正義，拒絕參與競爭的人到頭來連實踐正義的機會也沒有便會失敗，主角要做的不是迴避傷害他人的決定，而是先在殘酷的規則生存，然後重新建立人際關係，改變規則尋求共融的理想。

假如要引AKB48的歌曲回應碇真嗣的困惑，那就是一首《UZA》（意即煩惱）的歌曲，幾乎全曲以第二人稱敘述的歌詞，歌曲描述的對象（觀眾自身）陷入無法表露的禁忌愛情，歌者鼓勵猶豫不前的對象，不要多考慮自己或對方的傷害，表露真情，然後勇敢承受未知的後果。其中一節是這樣的：

「即使受傷也好
即使傷害他人也好
越是真心去愛
就越察覺不到」

《Black Lagoon》的偽善探討

回到《Black Lagoon》，這動畫反覆批判的偽善，就是那種欠缺現實思慮、口號式大道理的正義，但實際上正義可不是空口理論可以簡單說清楚。比起三歲失救的小童，動畫裡卻是一名拒絕獲救的少女，從冷靜詰問拯救動機、否認被無辜牽連，到被洛克反覆成年人關懷口吻的規勸，無法抑制內心交纏的憤怒與哀慟，指責他處於善惡之間搖擺不定才能說出大道理，而雪緒她自己牽繫多人的性命根本身不由己，甚至不決心認為是自己出於自己決定根本無法忍受痛苦：

「你說過想救我吧，那你就來救啊。救銀次哥、鷲峰組所有人……你根本做不到的吧。因為你並非想救我，你只是不想失去原已被你拋棄的日常生活。對我無動於衷的話，你在日本最後的回憶也消失殆盡。到頭來你根本沒有背負過甚麼，甚至對原被自己拋棄的東西還存有一絲憧憬，像你這樣子，究竟能拯救誰？就憑你這樣子，究竟可以拯救誰？告訴我……」

雪緒批判的，只看到眼前（非日常的）不幸，欠缺現實條件限制的深刻思慮，抱持自以為絕對的道德教條，不過是維護平和的日常想像。回到蘇珊‧桑塔格（Susan Sontag）《旁觀他人之痛苦》的批評，這種無法袖手旁觀的惻隱，可能只是自我滿足的偽善，不一定讓人切身思考他人的不幸與以實際行動幫助他人。

我認識一位筆鋒尖銳的文化評論前輩，他曾經提到香港人那偽善的程度，差不多足以讓他自絕於香港所有媒體。假如要數主流傳媒裡最偽善的口號的話，那就是所謂的「正能量」，即使是心理學本科出身如筆者也不能不深痛惡絕。正能量之說，其實是試圖將社會問題因由，轉化為受害者內在的心理學、道德的解釋，當中不用理會社會真實狀況，根源其實只是一種「天下本無事」的日常神話，實情只是容許殘忍的事情不斷發生。批評這種偽善最準確的，是剛出版新書《有沒有XXX的八卦》的網絡評論人鄭立，他在社交媒體上曾經寫道：

「失敗主義和正能量，其實是同一件事的兩個不同表現方式: 認命。」

「我不喜歡現在的所謂「正能量」，不是說我們喜歡負面的東西，而是我認為，虛偽和逃避現實，並不是一種正面行為，卻正正是今天所有談「正能量」的人事的本質。」

「那些講感恩，正能量，知足的人，基本上已經腐爛到無藥可救了。這世界最沒救的是做著殘酷的事，卻自以為善良的人。」